事实上，博纳最早是依靠发行香港电影起家的，博纳主旋律大片中的港片基因曾经助力博纳创作了《智取威虎山3D》《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高口碑佳作，但也受限于“香港导演+主旋律+实力演员”的模式，博纳也曾交上了一张张乏善可陈的命题答卷。
“令人感动的只是历史本身”，当观众日益理性之时，博纳是时候正视自己，专注于影片内容了。
博纳董事长于冬曾经说过，“徐克是我的张艺谋，尔冬升是我的冯小刚兼陈国富”。
对于博纳的命运转折点，外界部分观点认为是北上的港片导演救了博纳。实际上，香港导演起到的仅仅是锦上添花的作用，博纳转型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其找到了类型片的创作土壤——主旋律商业电影。
另一方面，香港导演对于好莱坞工业流程比较熟悉，能够将香港电影制作技术带入了更加广泛的华语片基因中，给予了主旋律电影与香港警匪片、灾难片一样的高度可看性，保证了视听上足够的冲击力。
《中国医生》同样是这样的情况，明明讲述“中国医生”的故事，然而电影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诸如“医生与医生之间”、“医生与患者之间”、“医生与官员之间”的内容均没有得到深入的刻画。
节奏混乱零散，没头没尾，强行拔高，以至于《中国医生》中的大多数角色拎出来都是极度脸谱化和纸片化的，很难看到能与观众引起观众共鸣的人，而当一部电影丧失了真实的奠基，那么它所希望去表达的一切便成为了空中楼阁，缺乏生命力。
能不能拍好主旋律大片取决的从来只是导演的功力，而非地域。《紧急救援》《中国机长》《中国医生》等博纳的主旋律大片口碑不振的主要原因可能正是偷懒式的创作模式。
当《中国机长》和《中国医生》都在用一种不真诚的模式化方式试图刻画最真诚的感情时，观众自然很难从其中看到有血有肉的个体，“令人感动的只是历史本身。”
当下，博纳香港导演执导的主旋律大片之路仍算顺畅，不过，拍电影，终归还是个慢工出细活的艺术，如果不重视隐藏在创作模式中的结构性危机，博纳主旋律大片未来遭遇滑铁卢很可能是个大概率事件。毕竟感人的主旋律作品，往往是接地气的，感动人的作品，而非冰冷的特效和宏大的场景。对于博纳而言，让观众哭完了之后，是时候专注剧本，专注作品本身了。
